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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红姐”的调解人生

 
 
暖心“红姐”的调解人生
 
作者:林汉筠   刘伟强
 
  “你今天拿着刀来,是不是想杀人?如果是想杀我,可不可以先跟你讲几句,也算是一个临死之人的遗言吧。”
 
  这不并是电影台词。说这句话的,是一个人民调解员。
 
  如果干“挨刀子”这样危险的事,你会干吗?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的人民调解员邓小红干了。她一干,就是20年。20年,“巧舌如簧”的她把这当事人说得口服心服,“化干戈为玉帛”,和好如初。
 
  邓小红,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一个小女人。但巾帼不让须眉,在人民调解的天地辛勤耕耘20年的她,竟然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经她之手调解的各类民间纠纷达1万多起,化解率达95%以上。十多次获得市优秀人民调解员、市人民调解工作先进者等光荣称号。
 
  “走上‘和事佬’之路,就是走上牺牲个人的路”
 
  雁田,有着“东莞第一村”之称。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地处东莞与深圳交壤、粤港澳大湾区中轴的雁田,在这块2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怀揣着梦想,慕名而来。一个个优秀的外来建设者在这里成长,一批批优秀的企业在这里落户、发展,一个个奇迹在这里诞生。全村户籍人口4000人,外来人口竟达10万人;有外资、港台资、加工贸易及各类民营企业500家,集体纯收入近3亿元,集体总资产36亿元。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就有了“雁田市”的美誉。
 
  “雁田村,外来人口众多,企业发展迅猛的地方,信访事件也很多,正因为有了红姐这样一班调解员,不惜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开展暖心行动,搭建了企业与员工的沟通平台,为雁田村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雁田宝石厂李叔一听说要采访邓小红,一个劲地为她竖起大拇指。
 
  2000年5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在雁田某厂任厂长的邓小红,突然接到村里的电话,让她迅速到村里去一趟。
 
  什么事这么急?她跟厂里的同事交待几句,连忙赶到村委会。
 
  到了村里的会议室,村党工委书记、主任、外经办主任,还有维稳中心的负责人早就坐在那里,似乎都在等着她一个人。
 
  好大的架式。不会是工厂出了什么问题?她马上在头脑里梳理了一下,工厂经营相当完善,报关、员工办理居住证等等,凡行政厂长应该负责的工作,都没有问题。她硬着头皮坐在书记的对面。
 
  书记笑了笑说:别紧张,今天叫你来,征求你一下意见,村里成立调解小组,想让你回村里当“和事佬”,作人民调解员。你看怎么样?
 
  邓小红一下子懵了。自己虽然在企业里担任了几年的厂长,精通企业管理,但读书不多,基础差,有时讲起话来还打哆嗦,怎么能担得起调解员这一重任?
 
  “和事佬”这个词,对于热情、耿直的雁田人来说,是对劝善劝和、解疙瘩、化矛盾的热心人的昵称,是民间好口碑的标志称呼。书记似乎看懂了她的心思,指着跟前的茶杯说:喝口茶,别急。人民调解工作,说难也不是太难,关键要做到三点,即是依法、公正、及时。让你担任村里的调解员,也是村委会班子考虑了很久。你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村里是你作坚强后盾,希望你放下包袱,脚踏实地干就行了。只要你换位思考,相信你一定能胜任这份工作。
 
  “好吧,我服从村里的安排。”邓小红眼里汪出了几滴眼泪。
 
  谁想去做这样一份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在雁田这样一个外来人口众多的地方,不要说做工厂厂长,就是随便开间小商店,都会活得有生有色、津津有味。
 
  “这是村里决定,必须服从。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时刻向党看齐,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标准对照自己。”邓小红说。那天,她告别了工作多年的厂领导,挪开了“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厂长椅子,走进了每天与各色人等打交道、“骂街”、哭闹的村调解室,开始演绎出她精彩的调解人生。
 
  “我不怕挨你一刀。但我要告诉你,法律是公平的。”
 
  雁田村企业多,用工也多,外来务工人员分布广,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法律意识薄弱。有时,求助者不了解情况,情绪波动较大,调解员甚至会面临人身危险。
 
  2010年8月13日,雁田宣毅厂员工蒙某找到邓小红,一脸悲愤地告诉邓小红:他在这间工厂打工已半年多了,却不幸受了工伤,但厂方却不愿意支付任何费用。厂方还利诱他写了辞职书,没想到辞职书一交,就被工厂负责人把行李丢到厂外,再也不让他进入工厂。
 
  “这什么工厂!”邓小红一边安抚了蒙某的情绪,一边与厂方联系。通过了解,她发现案情比一般的工伤赔偿纠纷复杂。涉案工厂自己根本没有办理营业执照,靠借用他人证件来办理工厂事务。经营者钻法律的空子,无形中增加了调解的难度。邓小红权衡轻重缓急,决定先行把蒙某的赔偿金问题解决。她多次走访该厂,约双方开展调解工作。但厂方却耍起“太极”,调解时信誓旦旦地表示全额负责伤者的医疗费用,实际上却一直未履行义务。几个月过去了,蒙某的医疗费和赔偿金依旧没有着落。
 
  是不是邓小红收了厂方什么好处,是不是调解室与厂方连通一气,将我赶出雁田?靠老乡们接济度日已有一个多月带着工伤之痛的蒙某,越想越不是个滋味,失去耐心的他,在某天临近傍晚借着酒力,来到了调解维稳工作站。
 
  见到邓小红,他使出一把刀来,明晃晃地亮在了邓小红的面前。“今天,我是来告诉你,我也不想活了,你给我一句实话,是不是你吃了人家一餐饭,喝了一瓶酒,为什么这个老板几个月了还在一拖再拖,还不给我认定工伤,不给我补偿。”
 
  在明晃晃的尖刀面前,邓小红先是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她擦了擦额头的汗珠,笑了笑:“年轻人,别冲动,冲动是魔鬼。”蒙某一下怔住了,哆嗦着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今天是拿着刀要来杀了我吗?人死之前都有个留遗言的机会吧。”
 
  但还是没有放到刀来。“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我不是想伤害你,如果那个黑心老板还不给钱给我,我是要与他同归于尽。”
 
  邓小红看了看正在哆嗦的蒙某,其实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并没有什么威胁。他这个鲁莽的举动,无非是想获得自己的正当权利。于是,便不慌不忙地拿出现一本厚厚的工作记录本,翻出蒙某案件的跟进情况:哪一天开始跟进这宗事件,哪一天打了多少电话给厂方,跟什么人询问和催促情况,每件事都一清二楚。
 
  人心都是肉长的。见邓小红如此无微不致地为他前后奔走,蒙某整个人都软了下来。
 
  邓小红推开蒙某的刀子说:“我不怕你这把刀的,因为我对你已尽心尽力,我无愧于心,更不怕面对你。你觉得我还对不起你,你就动手吧。”
 
  蒙某放了刀子,两泪纵横,一下子跪在地上,请求邓小红原谅他的一时糊涂。
 
  经过几番协调,蒙某被有关鉴定部门进行鉴定,被评定为十级伤残。11月12日,邓小红根据有关法法规,对双方进行协调,蒙某获得了工厂支付的10120元赔偿金。在签完调解协议书的当儿,蒙某眼泪盈眶地握着邓小红的双手连声说着“感谢!感谢!是我不懂事,给您们添麻烦了。”
 
  “我们村的书记讲得好,调解的前提是依法。作为调解员,每天面对的是群众,我们既要敬畏法律,又要人性化、服务化去帮助当事人,这样才能服务群众。”邓小红拿出笔记本,在第一页上写道。只有金钢钻,才能揽得瓷器活。既然村里安排自己当上这个调解员,就要好好的干出成效来。
 
  为练就过硬本领,她横下一条心,重点学习《民法》《劳动法》《婚婚姻法》等法律法规,掌握了工伤、医疗、交通、拆迁、劳动等调解中所涉及的政策法规,从对法律法规的仰望,到人性温情,这个“门外汉”逐渐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行家里手。
 
  过去,雁田村虽然有调解办公室,但工作制度还不够完善,众多的调解事件,没有进行专门的整理归案。邓小红甫一上任,就坚持边调解、边建章立制。根据雁田村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严密规范衔接有序、科学合理的操作规程,调解员行为规范和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定期组织排查调处工作,建立台账,全面掌握和控制本辖区内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从而实现了调解程序规范化、管理工作制度化。在这里,她既任管理员,又当调解员,凭着一颗火热赤诚而又朴实的心,化解调处了一起又一起矛盾纠纷。探索建立了“德法并举、依法调解”的工作方法调解经验,做到于法有据,重在说理。调处纠纷时,摆明法律依据,没有明确规定的,依照公秩良俗。
 
  2019年1月10日,南国东莞的天气也显得格外的冷。这一天,人们将珍藏在厢子里的羽绒衣服拿了出来,赤橙黄绿青蓝紫,整个像冬装博览会一样,各种各样的冬装这一天在这座城市展示着,风景着。
 
  邓小红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村调解中心,整理整理头天的调解笔记。这时,一对青年男女分别抱着一个小孩来到她的面前,连声说:谢谢红姐,如果没有您,这对双胞胎孩子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邓小红一眼就认出,两人就是前不久经她处理的德明厂员工。连忙给两人让座,泡了杯热茶给他们驱寒,抱着孩子亲了又亲。
 
  德明厂,在雁田可以算得上老厂了。这间专门生产名牌手表表链的厂家,1994年就来到这里发展,企业高峰时就业工人达700—800多人。但企业成败似乎也是在一瞬之间。
 
  2018年3月23日,阴沉的天气,不时漂来几滴细雨。雁田德明金属制品厂老板夏先生站在工厂大门前,望着挂在大厅的工厂招牌,苦笑着。面对正在会议中的员工,丝若游丝地说:我对不起大家,公司已经破产,今天宣布停产结业。
 
  声音低沉得像天上的云。但每一字戳痛着员工的心。
 
  虽然,村已监控德明厂的管理漏洞,但没有想到这么多就宣布倒闭,正在调解室的邓小红闻讯后,嘱咐同事一道立即赶赴企业。现场了解到,工厂现工人400名,拖欠工资及经济补偿1950万元,如果工资和经济补偿等问题处理不恰当,极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现。在讨论善后处理上,厂方表示没有资金,只能通过拍卖机器设备发放工资和经济补偿,由于员工担心厂方变卖设备,钱进了老板的口袋,携款潜逃。
 
  为了帮助员工尽快解决工资及经济补偿问题,考虑到通过拍卖变现时间长,邓小红立即与厂方沟通,拟变更设备拍卖方案,即直接找设备意向买家谈买卖,更有利于设备的快速处理。为了促使事情得到更快的圆满的解决,从源头上杜绝员工担心的设备买卖款项的去向问题,无论是协助厂方与设备意向买家恰谈,草拟设备买卖合同还是员工的经济补偿核算、发放等等,邓小红亲力亲为,确保员工工资、经济补偿得到及时发放。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邓小红经历了员工的不信任而遭受辱骂,认为她会偏袒老板,心存疑义、老板的不配合,说好的事情反反复复,尤其是在设备买卖合同修改变更达30多次,还有那些支付经济赔偿比例、人员等内容的反复变更,一箩筐的事都倒给邓小红。人心都是肉长的,邓小红反复对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陈述厉害关系及后果,同时表明,作为调解员,原则就是“一碗水端平”,无论是谁,她都依法调处,解决问题。
 
  7月9日下午3:00,邓小红跑了半年,啃半年这根“硬骨头”,终于尘埃落定。在多方调处下,厂房与设备买家签订了设备买卖合同,资金全部到位,老板与员工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避免了一场群体性事件的升级爆发。
 
  前文那对青年男女,就是这间企业的员工。当企业宣布破产时,他们还在车间,在后来的调解中,由于已处于临产,又怕自己离开工厂,会吃吃亏,于是每天艰难地挤在调解的人群中。邓小红看在眼里,痛在心头,连忙叫住他们两个,跟他们摆事实,让他们先行安排好产期,公司补偿款会一分不少地给他们。邓小红真诚地话让青年男女放下心来,当天晚上年轻人就坐车回老家待产。这不,已收到补偿款的他们,待孩子满月后便赶到雁田,亲自向邓小红致谢。
 
  在调解的路上,她发现好多纠纷就是因为当事人对政策法律知识的欠缺造成的,调解不仅要有耐心、有技巧,更要有扎实的法律功底。邓小红一有时间就到市、镇司法部门举办的法律法规学习班学习,遇到难题就请教律师和专家。家里书柜、办公室抽屉,都被她摆满了法律相关书籍。通过一本本枯燥的专业书本,在她精彩的调解人生注下了精制的营养。
 
  2019年9月18日,见到邓小红时,她正在黄河百货门口“摆摊”,凤岗司法分局分别在镇内几处设点宣传宪法等法律法规。作为调解员的邓小红,在现场以身说法,听众围了一圈又一圈。见我的到来,大汗淋淋的她,却没有“停战”的架式,继续开讲。
 
  “调解,就是要敬畏法律,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作为调解员,在自己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还要积极向社会宣传法律,做到调解一起纠纷教育一批群众,不断增强群众的法治观念,只有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才能有效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在接到我递给她的矿泉水时,她说。
   
  “我们人民调解员,要换位思考。来访者有困难时才来找到我们的。”
 
  美国著名企业家克林顿,当年开了间齿轮厂,由于美国经济大萧条,近乎倒闭。在这困难的时刻,克林顿想要找那些朋友、老客户出出主意、帮帮忙,于是就写了很多信。可是,等信写好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连邮票都买不起。他变卖了自己家里的东西,在向朋友寄信的时候,又在信里附上两美元,作为回信的邮票钱。收到信的朋友和客户大吃一惊,被他感动了,他们回想了克林顿平日的种种好处和善举。这之后,克林顿就收到了订单,还有朋友来信说想要给他投资,一起做点什么,让他在这次经济萧条中,成为为数不多站住脚而且有所成就的企业家。克林顿的成功,就是换位思考,他想如果自己都买不起邮票,那别人肯定也不舍得花钱买邮票回信给自己,投入信箱的信,则会石沉大海。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换位思考,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即想人所想,理解至上的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考方式。调解工作,有时要“刚柔相济”,有时更要“恩威并重”。在调解面前,温和的邓小红俨然像一个带兵的大丈夫。在调解室多年,邓小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多与当事人沟通,多换位思考。
 
  2012年12月的一个早上,邓小红刚刚坐下来,就迎来了一个穿着双破旧军鞋满脸愁容的来访男子。见到邓小红,就说:请你帮我讲讲公道。
 
  邓小红端了杯茶递到他的手上。望着疲惫不堪的来访者,与他拉开了家常。
 
  原来,他的妻子在雁田一工厂打工,因病便请假去治疗,想不到竟然病情一日日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厂方老板只按非因工死亡赔偿,不肯再支付额外的赔偿,希望邓小红能帮忙调解,要求老板多支付一些赔偿。邓小红听了李先生的诉求,电联用人单位老板,老板表示只愿意支付非因工死亡赔偿15个月平均工资。为了能更好地达成调解,邓小红多次组织双方调解,老板只肯给予2万元人道主义补偿,但家属不同意该方案,一直请求邓小红能不能帮他向老板争取多一点赔偿。在第6次调解时,邓小红从李先生朋友那得知李先生是彝族人,他们那边的风俗是家里死了人的要在家里摆上几天的流水席让整个村子的人都过来吃,需要花费很大。在接下来的调解中,邓小红发挥调解的独特优势--真情感化,多次到厂里,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单独反复做工作。邓小红抓住企业老板的心理,,站在对方立场出发,从帮助李先生对企业长远发展、员工归属心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说服工作,经过前前后后20多次奔跑协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在邓小红执着和努力打动了老板,老板愿意再增加2万元,即4万元人道主义补偿,同时发起厂里员工募捐帮助这个困难的家庭,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签订协议,纠纷得以成功化解。根据李先生的特殊情况,邓小红建议他先把小孩接到凤岗这边生活读书,把补偿金存起来给小孩读书,等以后经济好些再回去补办他老婆的丧事,李先生接受了她的建议。
 
  “小红姐,麻烦您了,我都不知道怎样感谢您……”拿到赔偿款的李先生,跪了下来对邓小红说起这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只要你们生活得好好的,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邓小红也对李先生说起了她经常向来访群众说的这句话。自第一次接访后,对李先生坚持每来必接、每电必听,不厌其烦。平下心来,恭敬地听完每一个的诉求,这是一份心态,更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至少能给他苦痛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
 
  境界,是一种修为,是自我修持的能力。这种修为,用在基层调解上,就防患未然,先做“和事佬”。多年的调解工作经验,让邓小红更注重于“防”。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解决,坚持调防结合,标本兼治。她不断摸索研究各类纠纷的特点和发生规律,采取得力措施,防范到位,抓早抓小抓源头,对可能诱发群体性事情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化解,确保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第一道防线”作用。
 
  “信仿调解,就像一剂润滑油,融洽了大家的关系,将社会不稳定因素拒之门外。”邓小红在她的笔记本上这样记道。
 
  2018年6月1日,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邓小红一看手表,是凌晨一点多。邓小红接过电话一听,原来雁田派出所打来的:雁田志耀厂有40多名员工酗酒后在厂内闹事被拘留了,希望邓小红能过来帮忙调解。
 
  40多人酗酒闹事,岂不是群体性事件?如果定性群体性事件,那就是大件事了。
 
  接到电话后,邓小红二话没说,立即赶赴派出所。
 
  这是多少次走进派出所调解,邓小红已记不清了。但像这样有40多人被拘的事件,她还是第一次碰到。
 
  邓小红并没有慌慌张张地去找人,还是认真地做好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原来40多名员工,来自云南,均是彝族人,由深圳市文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派遣到雁田志耀厂上班,现工厂被供应商起诉到法院,工厂被查封,拖欠工人13万多的工资没发,杨姓老板见状再也不肯出来处理。带班工头见厂商玩起“躲猫猫”的“游戏”,便挑唆煽动如老板不肯给钱就找物业,他们便纠集聚集在厂方门口撞门,想通过闹事的方式迫使物业垫付工资,物业报警,被带到派出所。
 
  面对40多个情绪激动的彝族同胞,邓小红通过政策引导、法律宣讲等手段稳定工人情绪,促使其回归理性。有的工人不听劝说,甚至有冲动的言语或行为,邓小红都保持冷静的态度,倾听他们的不满或愤怒,使其情绪得以释放,平复情绪,更好地进行调解。由于矛盾纠纷主体为少数民族,涉及民族敏感问题,处理颇有难度(彝族工人一般都是直接找老板支付工资,不会去找劳务派遣公司或者带班工头),调处不当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甚至酿成刑事案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邓小红致电厂方老板杨先生,杨先生没有接电话;与物业方联系,物业表示,老板并未逃匿,是不可能垫付工资的。邓小红便让物业联系厂方老板,经多番努力,物业同意做中间人,协同约厂商调处该起纠纷。邓小红先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分别做工作,稳定情绪,控制事态发展。然后组织劳务派遣负责人、带班工头、厂商、以及物业代表四方到雁田维稳工作站协调工人工资问题。协调会上,厂商表示厂里的财产已被法院查封,再无钱支付工资。
 
  打蛇打七寸,邓小红见到厂商,一针见血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要玩那些“躲猫猫”的鬼把戏,东藏西躲,不是一回事,要敢于直面问题,站起来解决问题。在杨先生无力支付工资时,她建议先行将轿车转卖折现发工人工资。
 
  爱车,是厂商杨先生东山再起的资本。我们经常看到某些厂商开着豪车耀武扬威的,其实是他们心里头慌着,靠债台高筑来充实他虚荣心。杨先生是不是这样的心态我们并不知道,但面对工厂被封,员工为求工资而闹事,他却不同意将爱车变现,让邓小红有点“吃不消”。
 
  这下,邓小红来了绝招,摆事实、讲道理,对方终于松了口,同意将车转卖折现,结清了全部工人工资,这宗眼看要激化的群体性纠纷得以平息。
 
  邓小红,长长的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此时,东方红霞碎开,又一天来临。
 
  调解员,不是万能的,但如果不调查,万万不能。无论调解的纠纷多么棘手,工作难度有多大,邓小红总是在第一时间接触案情,了解矛盾纠纷症结所在,运用娴熟的调解技巧、出色的协调能力和深厚的法律知识,让一桩桩疑难纠纷迎刃而解。在近20年的调解生涯中,邓小红知道,调解需要现场取证,勤走访,不能对案件先入为主或偏听偏信,调查时,或被受害人的夸大其辞而蒙蔽,或轻信嫌疑人无罪的辩解,或对证人作证的真伪分辨能力差,使事实真相无法查清。有的当事双方各执一词,各说各有理,相持不下,特别是纠纷中双方都是在激情之下,互相指责、漫骂、扭打,现场目击证人怕得罪人不愿作证,给案件查处增添难度,导致迟迟不能结案,造成“夹生饭”。
 
  人说胖人好睡,被人称为“肥姨”的邓小红却有个特点,凡有事就睡不好觉。她也常常跟自己说,天大的事,明天再说,但无论怎样劝自己,心里头总是挂着头天没有有做完的事。2014年处理的那单案件,让她三年没有睡好觉。
 
  2014年10月,邓小红接手一起非因工死亡案件的调处。因缺乏部分资料,工厂只得分期支付赔偿款。工厂支付第一笔调解赔偿款后,当事人补交材料前,工厂准备结业,邓小红得知工厂准备结业后,便到厂里帮当事人追讨调解赔偿款,为当事人争取到余下的赔偿款。由于当事人个人原因,一直没有前来领取赔偿款。邓小红多次致电当事人前来领取,并为当事人保管调解赔偿款3年。
 
  三年,或许你认为这是弹指一挥间,但这三年,邓小红每天都担心当事人,他会不会再来,他到底在哪里。人海茫茫,在这里三年里,终于等到当事人来领取补偿款。邓小红才如释重负。
 
  “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睡过安稳觉了。”邓小红自言自语地说。
 
  人民调解工作20年了,邓小红用双脚丈量着每一寸调解之路,用心体会着每一次调解带来的收获。其实,当人们在庆幸自己遇到困难幸亏有“暖心红姐”帮助时,她却笑笑:年小的时候经过中药铺门口时,总看到这样一副对联,叫着“但愿人间常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当时不怎么理解这幅对联,自从自己当上了人民调解员,我们调解员就是希望社会和谐,不再需要调解。哈哈,我们就可以失业了,这样的失业,那才是好事。
 
  “用和善的种子播撒出来,收获的是更多喜悦”
 
  走进雁田村人民调解大厅,邓小红正笑脸相迎着我们。我们在调解室发现,墙上挂着一面面锦旗,有个人的,也有企业的;有本地村民的,也有外省来的。室内有一个书柜,里面整齐划一的摆着几十本卷宗。我打开看了看,每一本都工工整整地写满着调解缘由、处理意见。我想起我近年来写的一大堆文学作品,如果是小说家的话,这一本本厚厚的汇聚邓小红和她的同事近二十年心血的力作,一定会唱响人间。这每一个字,都是一粒和善的种子,在东莞大地上播撒,在和谐春风雨露里生长。它们,无不丰富着品质东莞。
 
  没日没夜没假日,有时说好回家吃饭的,却临时要赶到调解现场,连电话都忙得忘了打。这是人民调解员的常态生活。“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这是诗圣杜甫给我们描绘的家庭和谐的情景。作为一个女人,邓小红同样渴望着水波不惊、夫唱妇随的生活。作为一个成功的人民调解员,一定有一个坚强的家庭来支持。
 
  邓小红的家虽然在雁田本地,但丈夫在外地工作。作为家中的长女,老人需要照顾,两个孩子的教育和管教,都成为邓小红一直以来心头之痛。好在家中老人十分了解女孩,丈夫也十分支持她的工作,家中的大事小事,都尽量不让邓小红操心。为了工作,邓小红尽力统筹照顾,当工作和家庭、孩子上学等出矛盾时,又毫不犹豫地将工作放到第一位。“饭一顿不吃,不会饿死。但那些信访者如果不及时调解,就会出现大问题,甚至会闹出人命来。”
 
  在丈夫的眼中,妻子邓小红总是忙碌的。一年365天,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调解。那年他们在想过个清静的春节假到外地过节,却接到村里的一个电话后,又马上回家。

  “她是带着情感去工作的”。丈夫想起了2014年她给村民邓二姐家调解的事来。
 
  2014年6月,邓二姐在村党工委书记的陪同下来到调解室,她希望家中兄弟姐妹对上诉法院的宅基地和母亲股权一案通过调解处理。
 
  邓二姐家与邓小红关系一直很好。因为父母房屋宅基地和股权继承问题,兄妹闹得不和,尤其是在母亲过世时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矛盾升级,兄妹不和,不相往来,2011年诉讼到法院,2013年法院作出了判决,却无法执行。邓小红分别找到邓二姐家的几个兄妹,都不能没有好的脸色。在第四次的调解会上,邓小红向邓二姐家的几个兄妹讲了头天晚上做的一个梦,她梦见邓家的母亲穿着一件蓝色的衣服,站着路边,她一个手抓住三弟和一个手抓住二姐的手,想把他们拉在一起,但一直拉不到一起,连忙向邓小红救助,后来邓小红施出浑身干劲,终于把他们的手拉在一起。
 
  “我记得叔婆(邓二姐的母亲)生前跟我讲,金钱、财富、荣誉、权势、地位等等都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们兄妹为了这块巴掌大的宅基地、为了那点股权闹得兄妹成仇、不相往来,难道钱比亲情还重要吗?”她再一次把梦中的叔婆脸上的皱纹、那颤抖枯萎的双手跟兄妹讲了一番。
 
  邓二姐的兄弟刚开始以为是邓小红的一个笑话,越听越觉得邓小红说得才理,答应调解,并达成了协议,由小弟向大姐、二姐、三弟支付人民币肆拾叁万元整,用以购买大姐、二姐、三弟按照判决书判决所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的份额;以及母亲的股权收益中的75%由三弟继承,25%由二姐继承。事情得到了完满的解决,兄妹关系也相当融洽,邓二姐还专门跑到调解室,将弟媳做的蛋糕、大姐、二姐做的饼干送来给邓小红分享。
 
  当问及邓二姐家第四次调解前,到底有没有做过梦,邓小红没有作声,只是微微一笑。
 
  “她当上这个调解员后,早就没有了正常的作息和假期,有时饭都来不及吃,电话来了,连招呼都顾不上跟家里人打,就走了。”看似责备,其实都是老人对儿女满满的爱。
 
  说实话,对邓小红当上调解员,起初老人都不赞成。“好好的厂长不当,去干什么费力不讨好的调解员。”慢慢地女儿在调解中,“特别能说会道”“为村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出了大力”,这些无疑给老人脸上添了不少的光。
 
  老人在一次朋友的茶会上听到女孩的事。2010年2月25日,村内企业铿达塑胶厂员工孙某因厂方货源不足,无法安排员工在8小时以外的加班,该员工就在工厂里大吵大闹,睡在工厂大门和在办公室,甚至睡在办公台面上迫老板炒他。邓小红接报后,立即到工厂去了解实际情况,并和员工讲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工厂的现状。邓小红将脑子里早已烂熟于心的法律法规如数家珍一般地说与当事人听,使本身情绪非常激动的当事人也无话可说了,待到把员工劝回到工作站,邓小红灵活施行“感情对接、法理对接、工作对接”的纠纷解决模式,坚持对孙某笑脸相迎、热茶相敬,通过“感情对接”消除孙某对于纠纷所产生的对企业的怨恨心理,及时打开孙某的心扉,稳定孙某的情绪。经过邓小红细心的讲解和分析纠纷所涉及的法律法规,不偏不倚,孙某与工厂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同意辞职。
 
  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企业里闹起来,就会酿成大祸。
 
  而村里那些兄弟吵架、婆媳不和,甚至那些夫妻关系僵化,只要邓小红出场,一切“迎刃而解”。
 
  “什么话从小红的嘴里说出来,我都爱听,更别提当事人了。”老人听着邻居朴实话语,看出对女儿的敬佩。或许是时间改变了她的心性,或许是家庭的包容和爱打动了她。20年了,从30岁的朝气,到50岁的老成,邓小红在这条路上走着,每天围绕着不同的人,每天打着相同的或者不同的电话,但那个笑容还是那样的率真,让人感到贴切,温馨。
 
  现在孩子大了,当谈起儿时的事时,总忘不了一个人孤独地站在校门的一幕。是的,有时为了调解一个纠纷,竟然忘记了下班时间,却把接送孩子的事情给忘了,孩子孤零零的个人在学校里等她。一次,在调解一宗暑期工薪金支付的纠纷、由于当事人多数是孩子,这些孩子看到邓小红对他们真的关心和呵护后都把邓小红当做是自己的妈妈,有什么事都愿意第一时间跟邓小红说,有什么困难都想要第一时间找邓小红。在调解期间,邓小红没有一个晚上能在八点前回到家,往往回家后孩子已经自己做饭吃好了,自己完成了作业。每当想起自己的孩子对孩子的内疚和看到孩子孝顺懂事,泪水也不禁落下。在邓小红的努力下、打暑期工的小孩最终以最快的速度拿到了应得的报酬顺利返乡。后来,邓小红陆续地收到了她帮助过的小孩寄来的感谢信,有些小孩从头至尾都不清楚邓小红的全名,只能在信封上写着雁田维稳工作站“肥姨姨”收。信上的每一句童言稚语可爱如冬日高阳温暖着邓小红的心,更加坚定了邓小红爱岗敬业的心。
 
  20年的调解生涯,她任劳任怨、忘我工作、恪尽职守、无私奉献,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由衷敬佩和赞誉,是群众心目中的“和事佬”,大家心目中公认的“老黄牛”。
 
  因为,她知道,人民调解,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项事业,是她致致以求、毕生所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