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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前辈们

《读书》的前辈们
 
 
 
  保驾护航的陈翰伯
 
  《读书》杂志1979年创刊时,陈翰伯已65岁。作为国家出版局代局长、党组书记,为使《读书》顺利出版,他设计了一个特殊的制度安排——国家出版局领导下的编委会负责制。
 
  据有关资料显示,《读书》的筹备是从1978年第三季度开始酝酿。国家出版局1978年11月16日和12月14日开了两次党组会,决定了刊物的性质、任务、对象、编委会名单、编辑部负责人。编委会成员共14人,由文化界和出版界两部分组成。1979年2月17日,陈翰伯作为编委会召集人主持召开编委会,讨论编辑方针;1981年10月,编委会改为编辑顾问委员会,另组织编委会,由陈翰伯、许力以、陈原、范用、沈昌文等十一人组成,陈翰伯仍是编委会召集人。
 
  姜德明认为,“翰伯同志最早提议办《读书》杂志,为这个影响至远的刊物奠下了最初的方针大计”,陈原在《记陈翰伯》一文写道,翰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力都倾注在这个杂志上了”,从主持研究刊物方针大计,出题目,联系作者,再到改革文风问题,都在他考虑之列。创刊之初,翰伯为《读书》出了十个题目,既体现了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也有具体的易操作的选题关切。从作家、翻译家楼适夷致范用的信可知,翰伯曾约楼适夷为《读书》写稿,并“出了题目”,即创刊号发表的《〈天平之甍〉重译记》。
 
  翰伯对《读书》的文风建议凸显其破除“左”的禁锢的实际行动,他提出的十一条改进文风措施,第一条就是“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其次是“不要穿靴戴帽”;另如不使用宣传性、颂扬性的词语;制作大小标题不要用“友谊传千里”之类的看不出内容的标题;引文不要太多,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概括式的叙述;署名要像个署名;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翰伯提出这些,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需要勇气和胆识,在新创刊的杂志贯彻落实也有阻力和难度。
 
  翰伯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自述一贯坚持“在小事上不纠缠,在重大立场问题上不让步”的原则。1980年8月16日,翰伯主持召开第三次编委会,听取杂志一年多来的工作汇报,确定如何继续办好《读书》,并根据会议意见写成《两周年告读者》。《两周年告读者》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借读者之口对《读书》的性格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一是解放思想,二是平等待人,三是提供知识,四是文风可喜。他把《读书》的“文化思想评论”当作探索真理的工作,对《读书》寄予希望:开阔眼界,多介绍一些中外新思想与新成就。文章提出的“树立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成为《读书》的标志,也是后人理解《读书》的标签。
 
  翰伯1980年秋患病后,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自言“我已告老,但尚未返乡,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看看摊子”,但他无时不关心出版界的动向,《读书》有关的活动也都尽可能参加。据1986年12月进入编辑部的扬之水记载,翰伯1988年8月17日出席《读书》编委会,“从下午两点半一直到七点半。陈翰伯已是半身瘫痪,举步维艰,由吴彬搀扶着来了”。最后一次出席《读书》的活动,是1988年8月25日,翰伯与陈原、范用、冯亦代等一同参加在欧美同学会举办的“服务日”活动,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学术小品丛书》座谈会。姜德明在怀念文章中说,在会上看到冯亦代一直热情地照应着行动不便的翰伯,虽然翰伯没有发言,但他能与会也是对同行们的一种支持和鼓励。当扬之水从三联书店老编辑秦人路口中得知翰伯去世的消息,“不禁悚然一惊,服务日结束后,正是我送他回家的。当时吴彬扶着他从会场走出,下台阶时,已是艰难万分,范用在侧,忍不住用手也去搀他拄杖的右手,老先生一下子急了:‘我还要活呢!’原来他的那一只臂膀是不让人掖持的。后又一不知此情者多事,同样被他以更大的声音叱退:‘我还要活呢!’——这两声喊还这样清晰地响在耳畔,当日情景更历历在目,而人却去了,真好像做梦一样。”(《〈读书〉十年》,第264页)
 
  陈翰伯和陈原在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相互支持,友谊深厚。陈原8月26日傍晚从外地回来,在北京站口得到翰伯去世的消息,直奔翰伯家,8月31日写就《记陈翰伯》(《读书》第10期刊出)。文章简洁有力地勾画了翰伯的一生,再现了翰伯的人品和风格,认为翰伯是“倔强的人,正直的人,勇敢的人,永不向邪恶低头的人;为人民奉献了毕生精力的人”。著名报人、大公报元老高集认为这篇文章“写得极好,把翰伯写出来了”。

 
 
  塑造《读书》体型和品格的史枚
 
  史枚与陈翰伯同岁,进入《读书》时也是65岁,他最初不在编委会之列,任副主编。但陈原认为史枚对《读书》出力最大:《读书》的设想,假如没有史枚这位实践家为之实现,理想不见得能够转化为一种力量,精神变物质,史枚是把这些设想“物化”了的人物。他对史枚的贡献铭记于心:“在最初的两年里,是史枚塑造了《读书》的体型和品格;没有他,这个新办的杂志要形成自己的特殊风格,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他以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办刊经验,以及对我们的事业特有的那种热情和毅力,驾轻就熟地迅速使《读书》成型。”
 
  史枚原名余增涛,苏州人,1931年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在上海先后任共青团沪西区委宣传部长和沪东区委书记。1937年起开始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曾于1936年和1939年两度入狱。他1939年就是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编审委员会委员,编辑《新学识》《救中国》《读书月报》等杂志。1946年在上海主持复刊的《读书与出版》,1947年按照上级组织部署南下香港,离开前把杂志编务交给陈原。1949年史枚调往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负责图书编辑部门,1951年6月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后任第三编辑室主任。陈原与他工作多有交集,相知日深,更重要的是思想契合,在《读书》编务上相互支持。史枚从《读书》筹划起就竭尽全力,有时甚至独力支撑,“尽自己一切才能为读者,为作者,为信念,为理想,奋斗到最后一息”。
 
  史枚作为“无名英雄”总在为他人做嫁衣,其实,如果不是编务繁重,他完全能写出更多的文章。史枚在上世纪30—40年代即享有文名,在生活书店创办的定期刊物如《全民抗战》《妇女生活》《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国民公论》发表很多文章,诸如时政、国际现势分析,社会科学问题研究等,都显示了他的广博学识和独到见解。韬奋、柳湜主编的《全民抗战》1938年8月增出《保卫大武汉特刊》13期,每一期都连载史枚撰写的专栏文章《三日来的保卫武汉运动》,1939年史枚在《妇女生活》发表“时事笔谈”系列短论,在与徐步合办的《新学识》杂志撰写关于“政治的新动向,经济的新发展,哲学的新方法,艺术的新趋势,科学的新发明,生活的新态度”的笔谈,在《读书与出版》撰写“研习大纲”“书市散步”。他在《国民公论》第二号发表的《摇笔杆的生活》自述:“两年来我的工作就是摇笔杆。如果我的笔对于抗战曾经有过一些帮助的话,也算是参加了抗战的工作。”他1939年因革命工作需要到兰州、新疆后,首先关注的是“西北青年的读书问题”。《现代评坛》1939年刊登一则“文化动态”:“作家史枚及剧人赵丹、王为一等十余人,由渝莅兰,本市爱好戏剧青年特举行茶话会表示欢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的文名。生活书店1940年出版史枚修订的田禽著《怎样写剧》,可见他与赵丹的名字连在一起是有据的。
 
  与陈翰伯一样,史枚也是较早地解放思想,发出突破禁区呼声的。他在《读书》创刊号以“子起”的笔名发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当改革》,提出教科书应当百家争鸣。另一篇《读书应当无禁区》一文,回顾“读书无禁区”的讨论缘起,明确提出“读书应当无禁区,这才是正路!”
 
  1981年4月11日史枚突发脑溢血去世,陈原撰写《忆史枚》(《读书》1981年第6期),文中提到史枚去世前一周曾给他写信,“为了发表一篇替外国一学派翻案的文章向我呼吁”,但语焉不详,没有说穿。据陈原保存的未刊资料可知,史枚曾写一篇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夜读漫笔》,拟在《读书》1981年第4期刊发,但沈昌文认为“稿子要压一压,待研究”,沈昌文给陈原写信表示疑惑和担忧,史枚1981年4月3日直接给陈原写信,介绍写作此文的缘起:“目前国内评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有四本书,几乎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有的当作敌人对待,我认为这是一种‘左’的做法,我不能同意这种评论,因此写了漫笔,按照二百方针来争鸣一下。”遗憾的是陈原没有来得及就文章同史枚“争辩”就得到朋友去世的消息,因此尤感痛心。他致信三联书店老编辑秦人路说,“《记史枚》我是用了自己的全部情感写的(只写了二小时),我也满意,我们所见的史枚就这样子。”(《出版史料》2005年第1期)

  史枚去世二十余年后,《读书》2003年第5期刊登了他的一篇遗稿《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是范用找到后送到编辑部建议刊载。该刊加编者按,以此缅怀“承担着对时代的责任、坚守在文化出版领域中”的前辈。

 
 
  首任主编陈原
 
  陈原就任《读书》主编时,正担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社长和总编辑。当时,这两家出版机构尚处于“合并”状态,他事务之繁、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陈原有丰富的办刊经验,1936年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就编辑世界语杂志,此后参与编辑《新军》《新战线》《民主世界》《国际英文选》《读书与出版》等杂志。但主编《读书》绝非易事,因为要全面贯彻编委会达成的共识:把杂志当作一个讲真话的园地,一个破除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有着“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园地,一个开启民智的理想主义实验场。他长期办刊形成的理念是,杂志要有性格、有棱角、有风趣,做到立场鲜明、态度温和、面貌亲切,才能吸引读者。所以创刊伊始,出题目、联系作者、规划栏目、审定重要稿件、审读校样甚至开办读书讲座,成为其工作常态。他提出“读书无禁区”的命题,并请人来写,显示其远见卓识,打响了杂志初创的第一炮,《读书》以其“思想评论”迅速在读书界和知识界竖起一面旗帜,产生极大影响力。香港作家吴羊璧认为:“《读书》的路子,我投赞成一票。《书林》已看到,我还是喜欢《读书》,也正是喜欢其评论部分。评论要有见解才是好评论。”
 
  陈原在《读书》1980年第一期出版后在编辑部开会,讨论如何加强评论和笔谈栏目,坦率地表示更喜欢1979年第一期。其理由是这样两组关键词:文章通俗些VS深奥些;短些VS长些;吸引力大些VS小些,思想突破力强些VS弱些。他把两期笔谈、思想评论、书评、人物志等专栏的不同文章逐一作对比,提出要改进思想评论和笔谈。1980年3月9日,他借审读第三期校样,就《读书》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一点意见,如认为文章太长,有些太专太深,如果不注意改进,就会在读书界削弱它的战斗作用;每期要有一篇(最多两篇)思想评论,紧扣当前的思想动向,发表前人所未讲过的言论;笔谈要泼辣简明,以千字文为好,内容放开些,主题窄些,嬉笑怒骂皆文章,切除老生常谈的啰嗦腔。
 
  副主编冯亦代5月20日致信陈原,主动检讨担责:“反复看了你三月九日的指示,觉得我们没有照你设想的做,心里尤感惶然”,他把一年来的杂志检查了一遍,认为杂志“大轴”是思想评论,“小轴”是笔谈,但“最大一个缺陷,是每期都是有什么凑什么,而不是我要做到有什么而必有什么”,“我们最叫座的是思想评论,但因为凑不到,有时也没有努力去凑,因此像发寒热病,时有时无……可悲的是笔谈也是凑的。这个责任便在我们这几个副主编了。”建议每期出刊后开会讨论,再提出下一期打算,思想评论与笔谈必须倪子明、史枚、冯亦代三人看过再发稿。
 
  当时曾有人建议将《读书》办成辅导青年读书的刊物移交团中央续办,也有提议将《读书》与《书林》合并。1981年10月10日,经编辑部反复讨论,陈原同陈翰伯、王子野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后,向国家出版局党组提出若干加强并改进《读书》工作的建议:杂志方针不变,原编委会改为编辑顾问委员会,另组织编委会,以陈翰伯为召集人;沈昌文为常务副主编,主持编辑部工作。同时提出,照顾到历史情况,他主编名义不变动,但不再负责具体事宜。1981年12月9日陈原致信陈翰伯、王子野并国家出版局党组和《读书》杂志编委会,再次请辞主编:“恳切请求党组和编委会认真考虑我的要求。从明年开始,将不再实际负责《读书》的主编工作。”1983年10月23日他向文化部出版局局长边春光提出:“恳请立即解除我《读书》杂志主编的职务(虽则相当长时期实际上这个职务已属‘挂名’性质了),至于过去一段时期(特别是创刊后一段时期)杂志所出现的缺点错误,我绝不推卸责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冯亦代称陈原是《读书》的“托塔天王”,扬之水称陈原是《读书》的主心骨,皆在肯定他对该刊的重要作用。卸任主编后,他对继任的沈昌文每事问必有答,或明指示,或暗点化,沈昌文《师承集》选录的信件可以印证。陈原看到《读书》的某些问题“有点心急”,如“《读书》越来越elite,宜乎,叫人不知如何是好”,“这杂志离开现实越来越远了”;也提供解决办法:“建议每期的拉丁字要有一位同志检查,检查拼错了没有,分行是否适当?”“《读书》也可登广告,但不要每期登……既可检阅成果又可吸引读者,何乐而不为?”“以少说多做为佳”,等等。为示范文风,他以不同笔名在《读书》开专栏,1984至1985年的“人和书”、1988年的“在语词的密林里”、1992年“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1994年的“黄昏人语”,叙事抒情,各尽其妙。吕叔湘、叶至善不约而同地称赞陈原的《记宾符》(1984年第六期),“是这一期最能感动人的”,“好得很”。有读者赞许陈原“有诱人的上乘文字,望开更多的专栏”。
 
  陈原多次为文自称“愚者”,“制造机器人”云云,从上下文推测是指创办《读书》杂志及引发的争议。陈原为什么用“机器人”这一意象?他1987年在一篇杂感《机器人恐惧症》中谈到,西方知识界对捷克小说家H.卡萨克的短篇小说《替身》描写的高智能机器人替代真人非常反感,进而引发恐惧——一种不能明说的恐惧症,他称为机器人恐惧症。智者和贤者何许人也?更费思量。1999年《读书》创刊二十周年,陈原写就《读书起步那几年……——深层记忆里抹不去的人和事》,终于畅快地表达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思绪,长埋在深层记忆中的人和事也喷薄而出,他引用《文心雕龙·知音》的名句抒发深藏的情感,“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一同创办《读书》的旧友史枚、陈翰伯都已逝去,伯牙弹琴,弦断有谁听?他沉痛地回忆往事,“没有翰伯,《读书》是办不成的,即使办成,也早就夭折了”,他称颂史枚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够得上高尔基定义的那种知识分子——“在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在准备挺身而出的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真理的人”。陈原关于《读书》的回忆,不仅是他个人、主编的记忆,也是属于时代的和历史的《读书》记忆。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于淑敏